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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是心理活动与行为的物质基础，但大脑本身并不产生心理活动。人的心理活动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社会行为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心理活动有其生物学基础，也因环境影响而表现出独特的运行规律，体现为一定的行为模式。大脑的感觉系统作为生物传感器，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躯体感觉等感觉通道，接收外部环境中的光线、热量、声音等物理能量，对外部环境刺激进行注意、记忆等认知加工，这是最基础的心理活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是在复杂的物理环境、人际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中进行高级认知加工，产生动机与情绪、形成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每个人的生理特征、性格、动机、兴趣、世界观千差万别，但由于生物学基础的共性和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在群体层面总会表现出有规律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体现为社会心态。人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影响，而是具有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能动性，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成长和推动社会发展。

　　社会心态的形成是社会环境对群体心理的塑造。社会环境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影响群体心理，塑造了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如果分析研究近40年来的情况，以10年为阶段，每一阶段社会心态的主要表现与当时社会环境的主要特征密切相关。第一个10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开始得到改善，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也开始出现，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和不平等感等社会心态交织显现。第二个10年，我国社会仍处于快速转型和变革期，结构性重组带来了阶层分化，社会情绪基调仍然是积极向上的，但下岗人员、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农民群体、新富阶层等群体利益诉求出现分化并伴有不同的负面情绪表现。第三个10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国内大事叠加影响社会心态，在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极大增强的同时，炫富、仇富、浮躁、冷漠等消极社会心态逐渐增多。第四个10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但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民众的价值取向多元、心理需要凸显，社会心态出现多样化表达，心理健康问题广受关注。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9年启动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社会心态这一主题涵盖了从政策概念到社会实践、从现实情境到网络空间、从矛盾化解到心态引导的多个方面，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社会心态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心态在成为显学之前，已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社会发展中体现着能动作用，影响个体感受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积极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消极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心态差异大、变动大，但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由分化变动走向高度统一，农民心态不再激进，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再怀疑、恐慌和观望，工人阶级斗志昂扬，万众一心的积极社会心态是新中国前30年奋进的主基调。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传统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现代价值观开始萌生但并不成熟，社会心态在价值观、道德观等多个方面体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伴随着社会发展波动向前。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日渐稳健从容和自信，但仍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等特点。在国际上多个幸福感调查报告中，我国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均在提升，但社会生活中焦虑、抑郁、内卷、躺平、倦怠、冷漠等消极社会心态也同时存在，与积极社会心态交织，共同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和效率。

　　社会心态在每一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都有其底色。社会心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复杂和多元的，但在每一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都有其底色，即社会心态中更为理性和成熟、体现该发展阶段大多数群体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变迁研究显示，我国人民的社会发展信心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多年来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并保持平稳上升趋势；中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不仅整体水平较高，而且比较理性；中国青年不仅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作贡献的愿望；虽然个体主义价值观日益盛行，但传统社会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仍是当代社会主流价值；多元文化共存已是社会现实，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是国人安顿身心的智慧之源；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的新一代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正在形成。这是我国发展到现阶段社会心态的底色，集中体现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应从不同层面、有所侧重地塑造有利于积极社会心态形成的社会环境。社会心态的形成受诸多因素影响，需要从不同层面、有所侧重地共同塑造良好社会环境。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心态的形成也受生态环境系统中不同层面、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微观系统，主要指家庭、朋友、同事、同伴、学校、邻居等人际环境。第二个层次是外层系统，包括工作学习环境、生活社区、所在地区、各类实体存在的社会组织等。第三个层次是宏观系统，包括公共政策、民族和宗教、习俗、文化和亚文化等。在各个层次之间还存在中间系统，又分为两类。初级中间系统是指家人、同伴、单位、社区等环境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传递。高级中间系统是指互联网、电视、广播、邮政等跨层次系统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传递。社会心态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受每个社会成员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塑造有利于积极社会心态形成的社会环境，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体等都有责任，也都有能动性。

　　在宏观系统层次，要发挥公共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社会文化对社会心态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科学化水平，通过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普惠性教育政策打破阶层固化、社会保障网缓解生存焦虑、产业创新政策激发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权利平等、程序正义的制度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制度信任，如反歧视立法促进社会包容、劳动法保障劳动者尊严、司法透明强化公信力；借助媒体正向叙事、道德模范引领、社区互助实践等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借助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家国同构”理念的现代转化，为多元社会提供精神纽带。多措并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提供更充分物质供给的同时，持续巩固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另外，要了解和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并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实践中尊重和遵循这些客观的心理规律，在社会治理面向数智化转型的快速变革中前瞻设计社会心态治理机制。特别是在新时代社会发展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体现为多样化的诉求，有些体现为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公共政策科学化有待提升、政策执行不到位等所带来的，如果不能把握复杂现象背后的心理规律，则很难实现高质量社会治理，这是化解社会矛盾、识别和预防社会风险事件、引导积极社会心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