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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关于经济韧性的重要论述，是具有鲜明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具有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丰富内涵。一是风险抵御韧性，体现为经济体面对冲击时展现出的稳定性与抗压能力，强调依托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充足战略资源储备等形成坚实底盘，有效降低外部波动与内部风险的传导。这是经济韧性的前提，决定了经济体能否“扛得住、稳得住”。二是动态调适韧性，体现为资源配置与政策协同的灵活性。面对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与外部环境变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区域协同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时矫正失衡状态，分散风险压力。这是经济体保持活力的关键，彰显了“应变快、调得顺”的内在能力。三是修复恢复韧性，体现为遭遇冲击后快速修复、回归常态的能力。当经济运行受到不确定因素冲击、出现下行压力时，能够依托强大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与内需潜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就业与消费、恢复增长动能，在较短时间内回归合理区间。这是经济体“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集中体现。四是创新升级韧性，体现为在应对挑战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能力。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实现发展动能转换，进而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跃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能够将短期风险应对转化为长期发展优势，实现从“恢复原状”到“跃升发展”的转变，是经济韧性的高级形态。
比较来看，西方经济理论大多从市场自发调节、技术冲击适应等角度解读经济韧性，忽视制度优势、大国规模优势与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习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将经济韧性与国家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等纳入经济韧性分析框架，把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经济韧性全新的时代内涵与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超越与创新。同时，坚持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风险挑战，明确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拓展经济发展回旋空间；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经济大省挑大梁、实体经济固根基、创新驱动强动能等，把理论优势转化为抵御风险、稳定增长、转型升级的强大效能。
党的领导为增强经济韧性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习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驾驭好“中国号”经济巨轮，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比如，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我们党准确判断形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果断行动，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又稳妥有序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努力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低。又如，2024年二季度后期特别是进入三季度，面对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回落、市场预期走弱，党中央果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并不断提炼和总结规律，深化对增强经济韧性的规律性认识。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增强经济韧性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习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加强宏观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加强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有机衔接，同时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推进实施国家重大战略、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等，为不断提高经济韧性提供制度保障。2025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等政策精准落地，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激发。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经济大盘稳定、社会大局安定，为增强经济韧性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