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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对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一直有些争议，从现实逻辑来看，在当前内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既需要积极扩大消费，也需要注意增加有效投资，二者不应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应结合具体场景，对二者作更为细致的学理化分析。例如，对当前各项促进消费的措施，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扩大消费，当前的激励举措有很多，有的地方推出“以旧换新”活动，有的地方发放各类消费券。媒体也频繁报道地方政府投入多少资金，拉动多少消费。但是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效果到底怎样？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具体来说，在通常情况下，消费的场景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这些消费券，居民的消费金额是多少？这部分基数需要作相应扣除。另外，还需对提前消费部分做相应扣除。最后的增量，才是真正由于采取了相应刺激消费的举措而产生的额外消费。拆解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类刺激消费措施的效果，使消费提质增效。而

　　其一，基础设施有“硬”和“软”之分。“硬”是指铁路、高速公路等传统“铁公基”，“软”是指高科技产业、产业升级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等。我们往往提“AI+”，其实更关键的是“+AI”，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AI”应用思路。比如，蚂蚁集团等有能力研发大模型的头部企业，需要探讨的是这些大模型在哪些领域可以落地应用；普通的企业则应积极探索本企业在哪些场景可以运用大模型，如何借助大模型助力本企业乃至本行业提质增效。其二，各类社会民生事业也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前段时间中央出台育儿补贴，学龄前教育补贴等政策措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和支持，大家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方面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将投资与消费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当下，中央财政尤其需要在扩大消费、投资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有三。一是中央财政负债占比整体不高。尽管我国当前整体债务水平处于较高区间，负债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但其中企业占大头。截至2024年年末，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超过55%，政府部门和居民合计占比不到45%。就整体负债的比例而言，政府和居民占比差不多；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负债比例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负债占比63%，中央政府负债占比37%。如果跟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在规模和比例上还有不少提高的空间。二是中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财政统筹调控能力较强，能够从各个方面集聚资源。目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力并不匹配，后者的事权重、财力弱，需要进行调整优化。三是中央有货币发行权，而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差异至关重要。人民币目前虽然还不是全球储备货币，但具有较强的信用支撑。信用货币跟金本位时代的货币存在本质区别。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与实物大致上是一一对应的，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货币增量往往难以跟上，因而具有通缩效应；而信用货币是有一定弹性的，适当的扩张政策能够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扩张必须是适度的。从当前形势来看，应转变农耕时代“量入为出”的传统思维，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出海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自主行为不应搞成跟风热潮，也不应搞成运动。理论上，不宜对企业出海给予各种所谓的奖励和补贴，特别是现金奖励，这不仅对其他企业有失公平，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摩擦。一些自媒体经常鼓吹“不出海就出局”。对于个别企业或行业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口号去推动企业出海，因为企业出海不全是正面效应，也可能面临上述不确定风险，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带来一部分税收流失、一部分就业岗位转移。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谨慎，要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尤其要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可以考虑将部分关键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将企业出海与发展健全国内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也筑牢了做强国内循环的基础。

　　在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尤其在做实“强大货币”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这一部署抓住了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即资本项目的开放水平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以及金融开放的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前者的进一步开放，就谈不上后两者的发展。当然，在目前国内金融体系韧性还不够强、国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风险比较大、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稳步推进，可在若干自贸区先行先试、局部突破。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要素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再次强调。对于上海来说，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可以在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方面先试先行，力争在这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