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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重要部署，强调“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道路交通安全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道路交通安全刑事案件，有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2025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实现“双下降”，全国法院受理涉道路交通安全刑事案件数量也有所下降。例如，受理交通肇事犯罪一审案件4.3万余件，同比下降超过3%；受理危险驾驶犯罪一审案件23万余件，同比下降近16%。但与此同时，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疑难复杂法律适用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其中，既有长期困扰审判实践的传统问题，也有伴随新技术、新业态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前者如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办理中，是否可以直接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行政法规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作为刑事定案根据；后者如醉酒后启用车载辅助驾驶系统的，是否影响危险驾驶等犯罪的构成。
第一，明确毒驾肇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规则。吸毒系违法、自陷行为。吸毒后驾驶机动车，主观恶性比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更大，危险性也更大，应当从严惩处。但是对毒驾的定罪量刑，在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争议。例如，对于毒驾肇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何时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何时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较难把握；对于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的毒驾案件，应当如何把握死刑适用标准，也需要强化规则指引。对此，指导性案例268号《严某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明确，行为人明知吸食、注射毒品后会产生幻觉、昏迷等严重不良反应，驾车上路会有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实危险，仍在吸食、注射毒品后驾车高速行驶，连续冲撞其他车辆或者行人，表明其对危害公共安全持故意心态，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吸毒系违法、自陷行为，吸毒驾车肇事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依法适用死刑。该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毒驾“马路杀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教育、警示公众要洁身自好、远离毒品，敬畏生命、自觉守法。
第二，明确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中事故责任的实质认定规则。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对事故是否应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往往是区分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的关键。实践中，存在片面依赖交通事故认定书，甚至直接将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等同于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问题。对此，指导性案例269号《刘某江交通肇事宣告无罪案》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其他相关证据，审查造成事故的不同原因以及相关原因的作用大小，按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认定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事人的逃逸行为对引发事故或者扩大事故没有原因力的，不作为认定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依据。
第三，明确醉酒驾驶案件中公安机关提取血液样本行为的性质认定规则。公安机关查处醉驾过程中，在刑事立案前提取嫌疑人血液样本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行为，实践中存在争议。有的醉驾嫌疑人以该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提取行为程序违法，以此达到在刑事诉讼中排除血检鉴定意见，进而脱罪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指导性案例270号《成某明危险驾驶案》明确，在刑事立案前，公安机关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实施的提取血液样本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行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目的、血液样本用途、法律程序进展等因素进行认定；公安机关根据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等认为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为收集固定证据，在刑事立案前提取其血液样本的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吸食、注射毒品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且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明知吸食、注射毒品后会产生幻觉、昏迷等严重不良反应，驾车上路会有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实危险，仍在吸食、注射毒品后驾车高速行驶，连续冲撞其他车辆或者行人，则表明其对危害公共安全持故意心态，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二十九条规定：“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吸食、注射毒品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人一般对危害公共安全持间接故意，对其判处死刑应当慎重。同时也要注意，吸食、注射毒品是违法、自陷行为，不能成为从宽处罚的事由。在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此类案件的性质、情节、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正确裁量刑罚，既严格控制死刑适用，也对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对于本次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1.关于事故发生原因。孙某平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较大。刘某江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驶出道路时未确保安全、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较小。李某坤乘坐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较小。2.关于责任认定。刘某江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驶出道路时未确保安全、未戴安全头盔、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认定刘某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孙某平、李某坤无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系基于维护交通秩序、尽可能救济交通事故受害人、有利于查明事故发生原因等目的设立的特别规定，依照该规定认定的事故责任并不必然反映行为人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客观因果关系。在办理交通肇事等相关刑事案件时不能直接将上述责任认定结论作为定案根据，而是应当结合在案证据，准确查明事故发生原因以及相关原因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进而认定逃逸当事人是否应负刑法意义上的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逃逸行为对引发事故或者扩大事故没有原因力的，不应作为认定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依据。
在刑事案件二审期间，成某明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公安机关于2022年3月27日对其实施的提取血液样本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京0101行初26号行政裁定，驳回成某明的起诉。一审宣判后，成某明以案涉提取血液样本行为不是刑事侦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2日作出（2023）京02行终96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二审宣判后，成某明以相同理由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3日作出（2023）京行申3134号行政裁定，驳回成某明的再审申请。
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是认定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时是否处于醉酒状态的关键证据。因人体血液酒精含量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如果要求公安机关在发现醉驾嫌疑人并对其刑事立案后再提取血液样本送检，显然不符合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准确测定嫌疑人在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的取证要求。故实践中，通常均是在通过使用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仪等方式初查发现嫌疑人涉嫌醉酒驾驶后，即提取血液样本送检，之后再视鉴定结果决定是否作刑事犯罪处理。因此，应当根据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的结果、提取血液样本送检的目的等，认定提取血液样本送检行为的性质。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发现嫌疑人已达到醉驾标准，或者嫌疑人呈现醉酒样态但拒不接受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的，公安机关为进一步准确测定其血液酒精含量，提取其血液样本送检，符合及时收集固定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将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嫌疑人醉酒的依据，予以刑事立案的，即便提取血液样本行为发生在刑事立案前，亦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本案中，血液样本密封袋照片显示签名民警系杨某义、张某纯，与公安机关出具的血液检测工作记录填写的密封袋上签名民警为荆某、张某文不符；血液检测工作记录记载的“抽取两份血样，每份血样不少于3ml”，与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事项确认书记载的“试管2管、血样总量3ml”不符。对此，公安机关出具补正说明：血液检测工作记录填写的民警姓名有误，鉴定机构收到成某明2管血液样本，每管血液含量约3ml。经审查，处警记录、呼气酒精含量检测单、血液样本接收确认照片等证据证实，民警杨某义、张某纯接警后当场先对成某明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接着通知采血人员提取成某明血液样本，并在2管血液样本密封袋上手写签名，交由民警荆某、张某文送到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在计算机上制作血液检测工作记录时，误将荆某、张某文姓名录入；成某明的2管血液样本已全部送检，鉴定事项确认书上记载的“血样总量3ml”是指单管血样总量，属于表述用语瑕疵。综上，上述瑕疵证据经补正后，不影响血液样本的客观性。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系在此基础上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结论真实可信，应作为定案的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经鉴定，被告人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为114.5毫克/100毫升，属醉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办字〔2023〕187号）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十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的”第十条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十三）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的”根据上述规定，虽然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但其在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故对其此次醉酒驾驶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2023年8月29日，被告人聂某环安排被告人方某程邀请被告人艾某到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聚餐，并提供汽车让方某程借给艾某驾驶，安排邝某陪酒，另案被告人李某安排被告人梁某雨假扮邝某表姐一同陪酒。当日下午，艾某驾驶汽车搭载方某程、梁某雨与邝某等人碰面后，在云龙镇某饭店吃饭，席间众人均饮酒。梁某雨、邝某分别通过微信将艾某饮酒的情况告知李某、聂某环，李某叮嘱要让艾某喝白酒，以达到醉酒标准。梁某雨以请代驾人员为由，骗艾某放心大量饮酒。艾某流露出当晚想在当地住宿之意，邝某为促成艾某酒后驾车，骗称朋友已在梁平南站的酒吧安排包房，邀请艾某等人一同前往。为确保艾某酒后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聂某环假装偶遇出现在饭店门口，在艾某表示不敢酒后驾车时，教唆艾某驾车跟随其乘坐的汽车，经G42沪蓉高速公路回梁平城区，谎称若发现前方有警察检查，其会提前通知艾某。后艾某驾驶汽车搭载方某程、梁某雨、邝某等人跟随聂某环乘坐的汽车，从云龙收费站进入G42沪蓉高速公路往梁平方向行驶。聂某环将艾某在高速公路驾车的信息告知李某，李某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向公安机关揭发艾某醉驾行为。当日22时44分，艾某在梁平收费站出口被警察查获。经鉴定，艾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29.2毫克/100毫升，属醉酒。
2023年8月底、9月初，另案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聂某环支付1万元报酬，并委托律师到公安机关调取其揭发材料，提供给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为其有立功表现的证据。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认定李某有立功表现，对其从轻处罚，于2023年9月13日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2023年10月，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在侦办艾某涉嫌危险驾驶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艾某系被被告人聂某环、方某程、梁某雨及邝某“做局”而醉酒驾驶的事实。同年11月至12月，梁某雨等四人陆续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李某犯危险驾驶罪，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撤销原判，以诈骗罪改判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危险驾驶罪判处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予以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