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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胜在“译者序”中写道：“或许有人要问这样一部古老的《神歌》有什么值得译出的特殊价值呢？它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明白。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的：《薄伽梵歌》的确十分古老，它所使用的文字也已成了历史的遗迹，但是它并没有寿终正寝，文字虽已死去，内容却仍然活着。……我还记得一则故事，一则真实的故事，九世纪一位名叫阿般提·婆尔曼的克什米尔国王在临终前把《薄伽梵歌》从头至尾吟咏了一遍，便安详地长眠了。也许他的灵魂（‘自我’）与宇宙灵魂（‘大我’）融合并归入了不可名状的幸福天国。……叔本华是最早受到印度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他在读到《奥义书》的拉丁译本时激动地说：‘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真是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确的、彻底的和谐精神，每一页都向我们展示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崇高的思想，浮现出位于全体之上的神圣的真面目。这里吹拂着印度的气息，呈现出根本的、顺从自然的生命。那种在精神上早就注入了犹太人的迷信以及还在重视这种迷信的一切哲学，在这里都被消除于净，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有益和最能提高人的品性的读物。它是我生的安慰，也将成为我死的慰藉。’”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之后，考古学家郑嘉励将“手铲”挥向父母、亲属、故乡，写下他多年来“念兹在兹的村庄的发展史、乡亲的心灵史”。书中对老屋、宅基地、稻田、盐田等物质遗存的细致描摹，对村庄生活、生业等历史细节的精准复原，既保留了民间记忆的鲜活质感，又赋予个体命运以历史纵深感。作为考古学家，郑嘉励先生笔下的厚重、冷静当属应有之义，但更能引人共鸣的是字里行间的坦诚与勇敢。作者毫不避讳“家丑”，家族的宅基地纠葛、父亲的“懦弱”、母亲的“强势”、自我内心的纠结，都一一展示、分析、总结。《朝东屋》是他“接近故乡、超越父母的方法”，“通过书写，把生活当成命运，毫无抱怨，一点点吃下去，然后，把情感和思想变成干净利落的语言刀锋，一片片飞出来”。花一下午细细品味这本13万字的“心灵史”，跟随郑嘉励先生重走“来时路”，探索找寻自我，看他终于与自己和解，我也跟着长舒一口气，心里涌起一阵暖流与快慰。
谈这本书，我想先从李开元先生的新书“后记”说起。“后记”讲如何读古书，讲到泛读、精读和深读之区别，李开元先生读《史记》是“深读”，对每个人物、地点以及人物所讲的话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荆轲刺秦”来说，“侦探”李开元先生就提了诸多问题——荆轲是谁？为什么是荆轲刺秦王？荆轲如何刺秦王？秦王如何反制？荆轲何以失败？荆轲是最佳的刺客人选吗？不是他，那是谁？发现并探索这一系列问题，仍还不够。李开元先生又提出：《史记》中荆轲刺秦的文本是如何形成的？他指出这是一个口述故事文本。不仅仅是从文辞的分析上，他在史记故事中发现了“夏无且”这个人物。他是秦王的御医，荆轲刺秦故事发生时，他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但相较于其他角色而言，他似乎又并不重要，可是在这个故事中，他的名字出现了两次，于是侦探李在《史记》另一处找到了“夏无且”的记载，并由此说明，正是夏无且作为当事者将此故事说与他人，而又由他人讲述给太史公听，于是形成了这个口述文本。至此，这是侦探发现荆轲刺秦之历史的部分。其后，李开元先生展开了历史假设——如果荆轲刺死了秦王，那会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铃村和成本人也是一位爱猫人士，家中养了三只猫，猫妈阿扬和她的两个女儿——索玛和小灰。在写村上春树之余，他也描写了自己和妻子以及猫一家三口的日常，尤其是一些男性视角的讲述，特别有趣。“小灰呢，却好像真的把自己当大小姐，恣意任性，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性，仗着自己小，总是惹姐姐索玛生气。而且不管周围人（猫？）怎么不开心，它自己却毫不在乎——妻说这点和我一样。”“小灰就是这样，只知道索取，却从不付出——妻说这点也像我。”“阿扬很招妻的疼爱，索玛也被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但没有人喜欢小灰——据说这点也像我。”“不过小灰有银色的皮毛，绿色的瞳孔，如贵妇一般华美，这可一点都不像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作者写他自己的猫。
《机器如何学会写作》原书出版于2024年，隶属于诺顿出版社的“Norton Shorts”系列，该系列要求学者将复杂理念浓缩为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作者丹尼斯·伊·特南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曾任微软的软件工程师。他认为机器与文学的交织由来已久，他在这本书里采用轶事串联与轻哲学评论的方式，重构了现代聊天机器人背后的历史脉络。1377年，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描述了“zairajah”——一种结合占星术的“文字魔法”，这是“十四世纪的AI表演”；十三世纪，马略卡岛修士拉蒙·卢尔发明旋转纸盘图表，影响了培根与莱布尼茨在二进制和密码系统方面的探索；1895年，法国作家乔治·波尔蒂出版《三十六种戏剧情境》，为缺乏灵感的作家提供情节模板；二十世纪初，俄国数学家安德烈·马尔可夫研究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语言模式，开创了马尔可夫链模型。这些“可爱的怪人”串连起了一部技术与文学交汇的历史。为了回答“我们如何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看待机器人与文学”的问题，特南在书末提出九个理念：人工智能是一种集体劳动；智能是分布式的；人工智能承载着一种隐喻；隐喻掩盖了责任；隐喻不伤人；机器不能自己成为道德主体；自动化已经来到了“知识工作”领域；技术编码政治；通用智能导向通俗智能。特南认为，这些理念能够阐明：人工智能既不会成为人类的灭绝者，也不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不过，更让我注意的是作者在“余论”一节中对商代的帝是否至上神的讨论。他的意见与很多学者不同，不认为帝是至上神：首先，对于风、雨、雷、雹等气象的影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殷人可以通过贞问知道某个时间里面“帝”是否命令风、雨、雷等来到，但帝并不会应人的祈求而对于这些气象施加影响。其次，从卜辞所记载的帝对于人世间社会生活的干预，如降灾、降祸之类，并非天人感应的结果。它的降灾不是对于下世君主的惩戒，其保佑也非对于下世君王的奖励。最后，殷墟卜辞里面，对于帝的贞问占卜，只是提出问题让帝回答，但却从来不贡献祭品，与奉献大量祭品给祖先神及自然神的情况大异其趣。这种情况很难说是殷人对于帝特别重视的表现。如果说帝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灵，那么殷人所献予的祭品当非如此菲薄而竟至于无。（102-104页）
作者从经济制度和金融政策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各自从建立到鼎盛再到衰退的财政因素。线索非常清楚，并附有很多经济数据，使读者一目了然。元明清三朝的共同经验——入不敷出早晚会导致政权的覆灭，“钱”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有意思的是，其实清朝的情况同元朝和明代有很大区别。在读元明这一段时，总觉得统治者真是为难，一方面宗室贵族人口不断增加，仅供养权贵就足以拖垮中央财政；另一方面，想要增加财政收入，计划向权贵征税，总会受到百般阻挠。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忽必烈时期被视为三大奸臣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的惨死，他们因为动了权贵的利益，下场都非常惨。清朝皇帝的日子原本要好过很多，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每年的财政收入远高于元朝和明朝。看到康乾盛世的财务状况，才能理解乾隆飘飘然的自信还是来自满满的钱袋子。可谁能想到又有人口激增和被卷入全球贸易的因素，清政府后期的支出项目越来越多，很快就入不敷出了。同历史情况对比，其实现代社会财政收入的获取过程还是要容易很多。当然，现代社会的政府要应对的方面也更多，不过核心始终也是如何收钱和如何花钱这两件事情。
该怎么来形容这本书呢？官方内容简介上说的——“本书作者弗洛朗斯·努瓦维尔和她的丈夫马丁是昆德拉夫妇的多年好友，这本书中散落着跟昆德拉夫妇共度的时光、对话的片段，以及昆德拉生命最后几年那些动人的瞬间”——可以当做基本信息来认知，但气质上与这本书是有出入的，对于昆德拉这样一位后半生没有公开演讲、没有采访、努力隐身在作品背后的作家来说，如果仅仅是朋友借势出版的回忆录，多少会让人有点不适，但稍微读一读就会发现，作者是怀着巨大的敬意既谨慎又不无野心地试图用很“昆德拉”的方式来写“昆德拉”。作者说，“（我）把它设计成一次昆德拉作品的文学漫步。去布尔诺、布拉格、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约见认识他的人。循着他的足迹。追忆，与文学一起……”对于“他的灰色地带。不要试图去揭开这一切。出于尊重。……必须像他一样逆流而行。这个可恶的时代，什么都想看见，什么都想知道。”不妨说，作者在写作中所表现出的投入感和界限感如同两个支点共同撑住了这本书。她将自己的昆德拉阅读史、寻访经历、与昆德拉夫妇的交往细节以及昆德拉的重要文学文本灵巧地编织进了对作家人生的讲述之中，构成了丰润又轻捷的文本，既不琐碎也没有窥视感，有着很好的阅读体验。
除了“旧”的这一面，换个视角来看，这部书实在也“新”得可以。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传统中国“聚书为藏”的藏书家，而是近代中国“藏书为用”的学者，这种转型的背后，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书中留下了不少艰辛的藏书故事，读到吴庠的“校抄辛苦成底事，换得袁氏头八千”、刘声木晚年的“欲以书易米，而冷集居多，亦尚少问津者”，不由人不发出叹息。同时，书中也有令人感到温暖、不禁莞尔的故事。身为“新派人物”的潘光旦，留下了全书最让我动容的故事：1947年，天放楼主人金松岑去世消息传开后，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曾受教于金氏的潘光旦远赴苏州，一番运作之后，使金氏的藏书全部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不禁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私家藏书楼的衰落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固然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可是有了潘光旦这样的厚道君子（“真当世之厚道人也”“真当世之君子也”，这是王謇的评价），转型似乎也没有那么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