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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华盛顿发达的新闻采集机制—包括计划内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或供未来发布使用的预定发言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既定做法—新闻的常规套路已经固化。政府官员和记者都感到需要更有弹性、更暧昧的交流模式。总统新闻发布会本身的起源就是某种新闻泄露。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有时候会让林肯·史蒂芬在自己接受剃须服务时采访他。其他总统也时不时给自己偏爱的记者采访的机会，或是对友好的新闻人透露一些暗示。与之相似，现在的新闻泄露机制起源于政府官员的偶尔行为，向某位记者十分自信地透露一些已经定下来但尚未公开的信息。然而现在，新闻泄露几乎成了有组织的行为，受到严格的规定束缚，几乎和正式发布会一样。因其暧昧程度更甚，还带有十分吸引人的密谋感，故而受到所有相关人员的青睐。有组织的新闻泄露对政府官员和记者双方的发明能力和伪装能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如今在华盛顿，政府要员养成了这种习惯—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只是规模较小：政府成员和新闻界精选的几位代表共进晚餐。在晚餐前，惯例上要喝一轮酒，在此之前则是一段时间克制的愉快交际。所有人都清楚规则：这是私下聚会，其后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根据规则发布，用词也该在技术上得体。晚餐后，副部长、将军或海军将领允许他人提问。他可能会回忆过去的新闻与国家计划背后的“实情”，或是宣布政策。记者也很有信心，就算官员靠不住，至少同行对这种规矩的尊重靠得住。所有人都明白在场的所有言论能披露到什么程度：要引用的话，什么话可以直接引用，什么话是“幕后消息”，什么又是“深层幕后消息”，什么信息必须被归于“一位发言人”或“一位知情者”，什么是猜测，什么是传言，什么又是极小的可能性。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55年3月26日，《》在头版发布了一个三栏的头条报道：“美国预测红色中国将在4月攻击群岛；考虑全面防御。”三天后，在同样的版面刊登了矛盾的报道：“艾森豪威尔认为现在中国群岛不会有战争。”这些头条底下的文章都十分冗长。两个报道都没有指出这些看似实情的消息源于何人。当时未披露的幕后故事（几个月后，道格拉斯·卡特记录了实情）是这样的。第一个故事里，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B.卡尼将军与几个记者吃了顿非正式的“背景”晚饭。然后将军向记者透露了一些消息，记者（和他们的读者）认为这是真实信息。由于这些内容“不能指明来源”，记者就不能提及任何相关的真实信息—比如说，这只是卡尼将军的个人观点。这位卡尼将军一直声称在亚洲必有一战，而许多华盛顿人士（甚至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不赞同他的观点。在基本规则下，第一个报道只能在被赋予客观权威性的前提下，才能登报。该报道于是带上了一种毋庸置疑的官方味道，而它本身并没有这个资格。第二个与其矛盾的报道实际上并非来自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新闻官詹姆斯·哈格蒂。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先前的报道，大为震惊，便迅速组织了另一场“背景”会议，否认第一个报道引起的各种推论。如果这场闹剧确实有任何意义的话，到底是什么呢？这其中难道有任何真正的新闻吗—除了卡尼将军与詹姆斯·哈格蒂之间的异议？然而，这些事实却是新闻人不能刊登的。

　　这些淹没我们意识的伪事件必须和政治宣传区分开来。这两种东西确实有共同之处，但我们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恰是由于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同主宰极权国家的政治宣传截然相反。政治宣传—比如说，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定义的那样—是故意扭曲的信息，其效果主要来自情绪上的感召。伪事件是模棱两可的事实，而政治宣传是激动人心的谎言。伪事件的兴盛源自我们真诚地渴望资讯，渴望拥有“所有真相”，甚至不满足于现实存在的信息。而政治宣传则以我们乐于被煽动的意愿为食。伪事件戳中我们接受教育的义务，而政治宣传针对我们想被挑拨的渴望。政治宣传用观点取代事实，而伪事件通过合成事实，为人们做出自主判断提供“真实的”基础，间接发挥效果。政治宣传则明目张胆地替他人做决定，直接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