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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之后的三次到香港，汪曾祺从容淡定自信了许多。早上九点钟上街閒逛，发现香港人起得很晚，街上人少，看到一个遛鸟的觉得很新鲜。在他看来，香港人是匆忙的，每个人走路都很快，都是有事情在忙。而在高楼林立的香港街头，汪曾祺关心的却是北京的大树。同样是大都市，他希望北京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要忘记保护好大树，高层建筑密集的香港在他眼里总是少点什么。进而他才理解“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閒。”汪曾祺在点评梁凤仪小说时说“（香港）这是一个花花世界。（梁凤仪）小说所写的生活、环境、人物，股票、地皮，醉涛小筑、豪华酒店，金融大亨、豪商巨贾、名花艳妇、乃至黑社会人物……这些都是大陆读者所不熟悉的。”
汪曾祺不仅是作家，也是地道的美食家，自然对香港的饮食比较留意。他在《香港的鸟》写到“酒席上几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鸽”，在《手把羊肉》写到“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在《水母宫和张郎像》写到“香港人吃的水一部分是从大陆送过去的”，在《坝上》写到“香港人知道坝上的大概不多，但是不少人知道口蘑”“香港人是见过马铃薯的，但是种在地里的马铃薯恐怕见过的人不多”，在《泰山片石》写到“香港咋能吃到野菜呢”，在《豆腐》写到“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在与黄裳的信中写到“香港稿费一千字可买八罐到十罐鹰牌炼乳”，等等。虽然是只言片语，却不无表露出汪曾祺一贯对生活细节的关心，特别是对饮食的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