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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纪检监察》2025年第8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出，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新时代新征程，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落地见效，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声、先辈先进“四面镜子”，补足精神之“钙”，须臾不忘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不断增强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俯下身子、沉到一线，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体党员都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凝心聚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力拼搏。

　　叶兴庆在《中国发展观察》2025年第01-02期撰文《保持战略定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指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很好地统筹了守牢“稳”的底线和把准“进”的方向。围绕守牢“稳”的底线，文章认为，要从全局出发持续用力。一方面，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在供给端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在需求端聚焦减量替代、消费分流、制止浪费，舒缓粮食总需求压力。另一方面，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立足当前、谋划长远。2025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要继续在监测、帮扶和赋能等方面加大力度；从长远看，必须消除导致规模性返贫的结构性、根源性因素，处理好改进外部帮扶与增强内生动力的关系，谋划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围绕把准“进”的方向，文章提出，应以群众可感可及为原则，通过“三个着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抓好“三农”工作，即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突出特色和联农；着力推进乡村建设，突出把战略性布局与关键处落子结合起来；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突出从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此外，文章还强调，无论是“稳”还是“进”都需要聚焦“人、地、钱”，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孙伟、徐晓雪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撰文《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井冈山斗争的总结》指出，井冈山斗争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基础，对井冈山斗争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的重要一环。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守正与创新的不同程度决定着对历史的认知水平并引领时代方向。第一个决议重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过程，第二个决议重在评价其历史经验，第三个决议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全面把握和深化对井冈山斗争的总结。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井冈山斗争的总结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时期对其进行全面深化的评价。重新审视这些总结，有助于使井冈山斗争蕴含的丰富精神力量在新时代发挥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在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坚定正确的奋斗方向，把握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

　　陆铭、杨潇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1期撰文《人口质量和配置红利的双赢：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挑战，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追求人口质量和配置红利这一长期、全局目标。文章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在地方政府具有短期、局部发展的倾向下，人口流动带来的空间外部性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享受公共服务的限制，阻碍了人口质量和配置红利有效实现，需从更新观念和深化改革两方面进行解决。一方面，应在观念上认识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集聚中提升教育回报激发教育需求的重要性，以及应对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教育供需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应加强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克服空间外部性，并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实现人口质量和配置红利的双赢。

　　裴长洪、赵静在《国际贸易问题》2025年第1期撰文《在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供多种国际公共产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举措,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和重要实践,积累了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经济全球化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深远、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等新挑战,也存在着我国经济强劲复苏、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全球治理参与度提升等新机遇,这也为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战略机遇。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要继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更加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开放合作环境。

　　朱晓文、王廷威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撰文《学校数字化与青少年学业发展——基于PISA2022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其转型成果最终应体现在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上。基于PISA2022国际数据，文章系统考察了学校数字化的可及性和使用性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信息化发展和教育竞争水平国家或地区中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学校数字资源的可及性(数量和质量)对提升学业成就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使用性(数字资源利用率和ICT探究式教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分别呈现出U型和“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学校数字资源在高信息化水平和低竞争程度国家或地区中表现出相对更高的效能，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学生从数字化资源中受益更多。为提升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学业增值效应，应在优先补齐基础设施的质量短板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孙晋、马姗姗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撰文《反垄断视野下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指出，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大多围绕数据展开。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规范数字市场竞争，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几乎同时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数据开放试图以恢复性救济化解数据垄断难题，隐私保护作为竞争考量因素也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然而二者在反垄断实践中常难两全。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据开放可能因权利保障不足、责任缺位等造成隐私泄漏与侵犯；隐私保护也可被头部平台企业作为拒绝数据开放的竞争抗辩理由。这实质上是数据双重属性、数据主体价值取向差异以及数据竞争行为规制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垄断法的多维调整目标与数据开放隐私保护二者协调的底层逻辑具有共通性，兼顾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理论可作为冲突调和的基本向导。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数据开放和合理的隐私保护，方能寻求并实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皮建才、罗禹涵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5年第1期撰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溢出与关键技术创新》指出，关键技术体系的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本文将中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探寻这一基于优秀智能工厂、平台的试点示范与推广行为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带动区域内非试点企业进行关键技术创新。实证分析发现：（1）政策显著地提高了同城市非试点企业的关键技术创新水平。（2）知识溢出效应与市场探索效应是重要渠道。（3）关键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更容易发生在融资约束问题小、所处市场集中度高、受研发补贴多的企业身上。非关键技术创新则并不会明显受上述因素制约。（4）非智能制造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各企业的关键技术创新策略呈现稳中求进的特征。综合上述发现，本文为我国如何进一步以点带面攻关核心技术提供了一定的启示。